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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红十字运动的历史轨迹(1904—1949)

作者:课题组 日期:2013-07-25 浏览次数: 字号:[ ]

  

 

  南京红十字会发端于清末日俄战争,为“江苏第一个红十字会组织”(1)(时称金陵分会),在江苏乃至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占据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本文就此问题进行考察。

  一、历史沿革

  近代江苏地区最早受到欧风美雨的洗礼。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江苏乃是红十字“东渐”登陆中国的“桥头堡”(2)。据考,1874年5月,日本在中国台湾寻衅滋事,中日两国遂起冲突。此间,上海(当时上海属江苏辖区)《字林西报》和《申报》就开始宣传红十字的中立性及其在战争救护中的作用,并希望中国能够效仿之。虽然江苏较早地出现了红十字的先声,在实践层面却是台湾先行。

  1904年4月,南京红十字会的前身——金陵分会成立,据《申报》1904年4月12日报道,“本会(即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前经邀请邓笠航通守驰赴金陵禀商江南善后局总办何诗孙观察设立金陵分会,现得来书,略云何观察业已槪允,并邀姜蘅浦兄为帮办”(3)。时值日俄战火弥漫东北大地,金陵分会为救援东北奔走竭力,在江苏红十字运动初期的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不久,辛亥革命将古老的中国推入全新的时代。在历史剧变的浪潮中,革命的硝烟迅速地推动着金陵分会的成长。南京之战爆发后,于恩绂、宋培之、陈履源于南京雨花台同善堂设立南京分会办事处,组织救援。与总会派遣的救护队同心协力,救死扶伤,掩埋尸体,业绩突出。

  民国伊始,万象更新,各行各业革故鼎新,红十字事业也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12年中国红十字会首届会员大会召开,江苏各分会被统一到中国红十字会体系中,为南京分会成立提供了组织基础。翌年8月23日,总会电准将南京分会纳入总会体系。是时,癸丑战役爆发,战火燃及南京,战况激烈,历经三次独立。尽管救护环境恶劣,救护力量不足,南京分会仍竭尽所能,不畏艰险,救护伤兵,济渡难民。此后,伴随江浙战争,奉浙战争和北伐战争等一系列战争的爆发,南京分会的战地救护能力日臻进步。同时,治疫水平和灾害救助能力亦不断提高,其他社会服务工作也有所涉及。基于对南京分会成绩的认可,1921年6月5日,总会呈请大总统徐世昌特为南京分会颁发“乐善好施”匾以示表彰。

  此间南京分会的组织力量不断壮大,1923年12月,下关分会成立,1926年11月,江浦分会成立,由此南京红十字运动进入纵深发展阶段。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30年代国民政府加强对红十字会的管理,草拟管理红十字的法规,南京分会接受政府监管改组,由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兼任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会长。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南京分会配合总会在各项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初期,总会从前线输送两万多名伤员至南京疗养。南京分会积极组织志愿者搬运伤员,组织救护并为伤兵代写家书等。同时,南京分会通过组织建设、征求会员、筹集会费及培训救护人员等措施为之后的抗战救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南京失陷后,下关办事处代替已迁于重庆的南京分会继续工作,以“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之名义,聚集南京红十字会会员和员工80余人开展难民救护工作,组织掩埋队两支掩埋尸体。在独立开展救护工作的同时,南京分会与当时奋战在宁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中国红卍字会等机构取得联系,共同救助伤兵难民。在日军占领南京期间,在与总会失去联系和供给不足的险恶环境中,南京分会倾其所能开展人道救援,在中国红十字抗战救护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

  抗战结束,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南京红十字运动进入了“复员”时期,工作重心转入社会服务。在沈慧莲会长的有力领导,南京分会在社会服务工作中成为当时全国各分会的领头羊,在儿童福利工作、玄武湖服务站、平民诊疗方面均为各分会的典范。这一时期,南京分会开创性的开展红十字青少年运动,为中国红十字运动史增添了一抹靓丽的色彩。

  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历史,既是中国红十字运动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折射出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光辉发展历程,又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南京分会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时空背景成就了南京红十字运动史的特殊形态,更值得我们今天回顾。

  二、组织建设

  “红十字会能否凝聚社会力量,能否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人道需求,组织建设至关重要。”(1)南京市红十字会自诞生以来即重视自身的组织建设,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一)初步发展阶段(1911—1927)

  首先,辛亥重建。南京红十字会发端于清季日俄战争,但随着日俄战争的结束,南京分会“功成身退”。辛亥革命中,南京之战爆发后,中国红十字会从上海派员至南京救护,与于恩绂、宋培之、陈履源诸善士重建南京红十字分会,在雨花台同善堂设立南京分会办事处,组织救护医疗队,进行战地救护。

  民国初期南京分会的人员构成、部门设置和机构运行都十分的简单。主要办事人员即于恩绂、宋培之、陈履源等人。

  于恩绂,字少彰,自1911年至1931年一直担任南京分会的会长。于恩绂本为南京启泰绸缎庄商人,为人乐善好施,辛亥年出资重建南京分会,主管一切事务,办事处设在南京雨花台同善堂,1913年癸丑战役时又设上浮桥北段办事处并设有南京联合会医院。辛亥革命中金陵医院、鼓楼医院、基督医院均改为红十字医院由南京分会宝琅医生主持工作。

  南京分会自1911年重建至1913年7月22日总会电准纳入总会系统,会内事务所需经费均由南京分会自行筹集,“从未领基本金,亦无外捐,亦未受有官厅补助”(2)。辛亥战事正项开支“除常年会中开支,及各员薪水”(3),总计10709元。癸丑战役,急赈巨资。1917年水灾“除运费及其他用项不计”(4),均系自行筹垫。

  南京分会重建初期,人员、机构、资金皆有限,软件硬件两方面均较为薄弱,但分会在于恩绂会长的带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红十字事业在南京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纳入总会。民国伊始,万象更新,红十字事业也迈入了新的发展时期。1912年,中国红十字会首届会员大会和统一大会的相继召开,为分会组织建设提供了机遇。

  在统一大会召开前,总会即着手通电将分会逐步纳入总会体系。“癸丑七月二十二日(公历8月23日)总会电准成立”(1)从而正式承认了南京分会。随着统一大会的顺利召开,根据《中国红十字会分会章程》,正式更名为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统一”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体系,这对南京分会自身发展和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前进均意义重大。首先于总会而言,南京分会依章程“统一”扩大了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基础,从实践层面巩固了统一大会的成果。其次于南京分会而言,进入总会的体系接受总会的指导对规范和提升人道救援行为有积极意义。

  在红十字会组织生活中,南京分会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922年6月25日,中国红十字会第二届会员大会在上海总商会议事厅召开。29日,选举议员48人,公推的5名检票员之一就是南京分会代表于近农(会长于恩绂侄子);同时与会的南京分会柏鹤年则是公推的10名分会“通则”起草员之一。

  再次,完善运作机制。南京红会纳入总会后进入了快速成长期。1923年12月,经总会批准,由南京广利慈善会、悟善社及下关绅商等30人组织的“下关红十字分会”成立,会址在仪凤门大街静海寺11号(后迁至静海寺9号)。当时下关分会又名中国红十字会下关商埠分会,后根据总会规定一市之内不能设两个分会,遂于1937年秋更名为“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下关办事处”。抗战时期南京城沦陷,下关办事处留守80余名义士坚持救护长达半年之久,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详下文)。

  1923年随着下关的加入,南京分会的力量得到壮大。依照《中国红十字会分会章程》,南京分会分别设有理事长、理事、秘书、会计等机构;执事各员任期均为一年,于恩绂执管南京分会连任会长(当时称理事长),下关办事处由徐渤主持工作;设副会长两人分别是戴臣庆、甘鑫;公举会员李溥、江性禹、许琛、姚立功、桂瑞麟、陶怀德组成议事部协助会务。该模式“有如西方政治体制度式的‘三权分立’但又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领导机制”(2)。会长总揽会务,议事部协理会务,各部门各司其职,任期限制,年会议事达到20人方可决议各事等规定保证了会内行政、决策的民主化,促进了南京分会会内机制的良性运行,各部门功能的有效运作。

  (二)逐步规范阶段(1928—1945)

  从20年代末至抗战结束是南京分会逐步走向规范的阶段,期间因抗日战争南京沦陷,致使南京分会的组织建设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风貌。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政府控管加强时期,南京分会在多次征求运动中不断扩充自身力量,组织机构也不断规范;30年代中后期随着抗战的推进,分会主体随政府迁往陪都,留守部分会员在失去与总会联系的情况下,独立开展救护工作半年后停止活动,直至1945年抗战结束得以复会。

  在国民政府控管的背景下,早在1930年《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章程》通过之后不久,南京分会的会内行政机构人员就进行了大规模调整。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兼任南京分会会长,副会长为王月宾、石瑛,总干事为傅况麟。分会办事处几经变更,30年代初设于宁海路25号,1935年设于“八府堂53号,下关办事处位于下关静海寺旁”,1937年南京分会主体迁往陪都重庆,下关办事处设在绥远路乐善堂内(1),城内办事处设于宁海路25号。

  这一时期,总会对分会的监督权被削弱,我们从南京分会的会员征求运动中即可窥见一斑,“分会以所在地地方政府为主管机关,故所有事务除须呈报总会外,亦须同时呈报地方政府”,显然,南京分会的扩充是由地方政府主导。1934年3月1日起至9月30日止,总会在全国范围内首次发起征求会员运动,南京红十字分会积极响应,最终以2391分的突出成绩受到总会嘉奖,得奖旗一面。同年9月,中国红十字会直辖内政部后的第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召开,南京分会李应南、稽翥青、杨克出席大会。

  30年代中后期南京分会主体随政府迁往重庆,下关办事处即以南京分会的名义从事施粥、瘗尸、施材、施医送药等项慈善救济工作。

  在失去与总会联系的情况下,留守80余名成员从1937年12月坚持工作到1938年5月,实属可歌可泣。

  (三)走向成熟阶段(1946—1949)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红十字会抗战救护的使命已告完成,工作重心转移。为适应复员时期的各项活动要求,南京红十字会在组织建设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调整。

  抗战胜利后,在前任会长戴季陶的邀请下,由前总干事傅况麟自1946年2月开始组织筹备处开展复员工作。总会聘定傅况麟为复会筹备处主任,同时增加人员开始复员工作。

  百废待兴,复员工作开展困难重重,原会址,财产等,早在战火中荡然无存。复会的当务之急是为分会重新选取会所,以便各项工作的开展。战后的南京城“房荒”,市红会最初将湖南路永宁里1号作为临时会所,后在总会常务理事南京市市长马超俊先生的帮助下,几经周折,终于在太平路42号租得破旧平方一幢,作为办公之用。

  经过数月努力,5月4日南京分会在朱雀路119号2楼召开了复员时期的第一次理事会,根据总会《复员期间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分会组织规程》,选出理事11名,常务理事5名。推举沈慧莲为会长,傅况麟、彭湖为副会长,陈毅夫兼任总干事,穆华轩、乐干等为常务理事,龚伯炎、程觉民、吴柏芳、杨璿熙、陈剑如等11人为理事,会务由会长、副会长负责,下设总干事一人指导总务,会务、业务两组各设组长一人干事三人。医务方面诊疗所主任由沈慧莲会长兼任,下设医务主任一人,掌理一切诊疗事宜,财务方面设财务委员会,负财政保管筹划之责,该委员会以彭湖、傅况麟、穆华轩、程觉民、龚伯炎、吴柏芳、江声镳7人为委员,彭湖兼任主任委员。

  “复员时期分会办理之事务,以征求会员、募集基金为中心工作”(1)。9月,南京分会开始发动征求会员运动,因与总会同处首都,南京分会的征求运动备受重视。南京分会特别邀请南京市市长马超俊先生为征募总队长,主任委员萧赞育,副市长马元放、市参议会议长陈裕光、首都警察厅厅长韩文焕、市银行公会经理程觉民、市商会理事长王绎斋为副队长。各机关,各公会、银行、学校负责人担任队长。预定目标为会员五万人,募款一亿元。9月12日召开征募队长大会,总会会长蒋梦麟亲临指导。15日正式开始征募工作。征募运动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入会者极为踊跃”(2)。至10月,时逢第五届中国红十字周,南京分会在短短十天内开展了个性鲜明,丰富多彩的活动,可谓盛况空前,推动征求工作发展到高潮。通过红十字周的大力宣传,南京分会的预定目标超额完成。截止12月底止已征得会员69959人,合计会员费82282400元,捐款1941741880元,均超出预定目标。

  征求会员不仅是复员时期分会的中心工作,总会也将之作为考察分会业绩的重要指标。1946年南京分会征募成绩名列前茅,荣获“甲等”(3),并在年度大会上受到表彰。

  征募会员是红十字事业的基石。复员时期倡导红十字青少年运动,吸纳学生入会是该时期的一大亮点。中国红十字青少年运动始于南京,南京分会先后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红十字青少年运动的组织——红十字青年服务团,成立红十字少年会。不仅扩充了红十字的队伍,扩大了红十字事业的基础,也为丰富和拓展红十字事业发展的途经提供了范本。

  三、战争救护

  战争救护是红十字会的天职,而南京地处要塞,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在战火弥漫的近代中国,南京分会的战争救护工作显得尤为突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一)辛亥革命及军阀混战中的救护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南京亦“山雨欲来风满楼”。11月8日,新军统制徐绍桢率众攻城,兵临南京城下,苦战数日,终因供给不足,兵退镇江待援。徐绍桢火速赶至上海,与同盟会上海总部和各地革命党人驻上海的代表会商,得到各方支持。15日,苏军统帅刘之洁、浙军司令朱瑞、沪军统领黎天才、扬州都督徐宝山、镇江都督林述庆等率部来援,组成江浙沪联军,徐绍桢被推为联军总司令,电请江苏都督程德全督师。水路又得投奔革命的清海军“镜清”、“保民”、“楚观”等14艘舰艇的支援,水陆并进会攻南京,军威大振,激战数日,南京光复。

  南京血战后,启泰绸缎商于恩绂、宋培之、陈履源等人,在雨花台同善堂设立南京分会办事处,组织救护医疗队,进行战地救护,共救护伤员500余人(1)。

  “南京血战,死亡甚众,忠魂义骨,暴露郊原。”(2)12月8日,中国红十字会南京掩埋队在于恩绂、宋培之的带领下掩埋尸骸。“雨花台、南门外伏尸最多,孝陵卫伤亡者亦复不少、都署后面尸首猪狗争食,惨不忍睹,护城河内男女浮尸充塞”(3)。掩埋工作繁重,于恩绂“躬亲百役,独任筹款,尤为可风”(4),带领掩埋队夜以继日,在“凤台关埋三十六具,一枝园等处约两百具,督署左近数十具,河中二十余具,妇孺遗骸约两百余具,在五龙桥将军署后宰门等处约百余具,皇城数十具,紫金山顶七十具。其在南门外者,由同善堂派人埋葬,计在雨花台等处葬二十余具。该队在宁共约葬七百具,均立本会石碑,永留纪念。”(5)辛亥战火方熄,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即引发了新一轮的革命浪潮。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起事讨袁,癸丑之役爆发(又称“二次革命”、“赣宁之役”)。15日,黄兴抵达南京,组织讨袁,宣布江苏独立。南京战事惨烈,南京分会于恩绂、宋培之、陈履源不避艰险,奔走呼号,筹集善款,冒险拯救身处危难之中的人们。

  根据总会的应对措施,“南京城内、下关由红十字南京分会、宝琅医生带队拯救;掩埋归同善堂、南京分会主任”(6)。南京鼓楼、基督、金陵医院遂改为红十字医院,宝琅医生担任院长主持工作。由于战事激烈,8月下旬,各院急待救治的伤员与日俱增。20日,红十字各医院救治伤员总数200余名,仅鼓楼医院伤兵人数在数日内就增至230人,“遍地悉住伤兵”,“伤兵之惨状非笔墨所能形容”(7)。宝琅医生带领10多名中外医生,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抢救伤员。为了救治更多的伤员,南京分会“借用礼拜堂及学堂暂设医院三所”(1)。癸丑之役南京分会各医院共救治受伤兵民1900余人,耗资8000余元(2)。

  宁战以来,南京尸骸遍地,野犬争食,如不及时掩埋,极易引发疫病流行。会长于恩绂筹垫巨款,广雇工人,组织掩埋队,穿梭于枪林弹雨间,随阵掩埋,不遗余力。总会总办事处也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9月2日总会提供第一批厚重棺木500口抵宁,5日加运“五百具、辟疫药水三百打、石碳水一千磅、石灰等”,7日又有“棺木两千具、药水、石灰酸等”运宁。一批批物资陆续抵达南京,保障了此次掩埋工作的顺利开展。9日“死尸八百余具已埋葬”,12日“埋尸九百余具”。掩埋队员不顾天气秽热,登山涉水,四处寻觅。于恩绂会长更是为掩埋事宜日夜操劳,如《申报》报道说,“时已深夜一时,于君少彰尚稽核掩埋总数”。南京分会上下一心,通力协作,共掩埋尸骸7350具,积为3327冢,立碑18座,“以慰幽魂免疫疠”(3)。

  癸丑一役中,丧失家园被困城中的居民不计其数。8月22日南京分会派员冒险出城,乘江轮火速赶往上海,向总会报告南京城内被困人民的苦状,总会得以及时了解南京被难险情,进而雇船派员前往南京救助难民脱离险境。9月战事稍懈,城中“小康竟为赤贫,中等骤为败户,居无屋,食无粟,惨苦万状。”于会长与江趋丹、王培元等人在金陵大学堂商讨赈济事宜,随后王培元、苏荔裳前往下关,于恩绂、江趋丹前往南京贫儿教养院救济。开战后,于会长一直为该院筹济银米,使贫儿院600多名无家可归的孩子在战火中得以生存下来,这次又带去了“米300石,洋800元,及面包等物”(4)。贫儿院为感激南京红十字会善举特赠“赤子衔恩”匾额。

  此外,两次江浙战争中,南京分会的身影始终穿越于战火纷飞的前线。“下关商埠分会在齐卢交战之际,组织前方救护队,有队员、役夫100余人,前往昆山前线救回伤兵500余名,就地诊治伤兵、难民在10000人以上。后方临时医院收养伤兵先后达600余名,城内所埋棺柩计400余具。”(5)南京分会还向江阴派出规模完备的救护队,31名队员随带掩埋器具、药品,设立临时医院,参加战事救护。

  (二)抗日战争中的救护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上海战事逼紧,总会从前线输送两万多民伤员至宁疗养,南京分会积极配合,组织志愿者救护,搬运伤员,并为伤兵代写家书等。

  12月都城失陷,日军血洗金陵城。在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南京分会留守的80余名会员失去与总会的联系,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救护长达半年之久。

  都城失陷后,南京分会下关办事处即以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名义施行人道救助。1937年12月,南京分会会长李春南出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建立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副主席,南京分会积极配合,携手拯救无数难民。

  (1)开办粥厂。“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战区的难民如潮水般涌入南京。都城沦陷后,流离失所的难民激增,被安置在“南京安全区”的收容所内,其中规模较大的收容所设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南京分会便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开办粥厂“专供居住该校内之妇孺难民吃食”,“放粥之米系由‘国际救济经济委员会’接济”(6)。粥厂一日内施粥两次,免费发放,“每日领粥人数最多时增至8000余人。”(1)

  (2)施材瘗尸。都城失陷前,南京分会即在会员中进行“募集施材运动”,要求每个会员捐助一口,共捐集960口棺材。这960口棺材在此后半年的救护行动中陆续施出。

  屠城后,昔日繁华故都一片瓦砾,尸横遍野。然而日军进城十天后仅同意部分慈善组织瘗尸。1938年1月6日,日军正式许可南京分会组织瘗尸。但南京分会怎忍同胞无辜枉死,暴尸荒野,早在1937年的12月24日,南京分会组建两支掩埋队在下关和平门一带开展工作。掩埋工作有条不紊的开展着,事变前所筹集的九百六十具施材很快施出,之后“多数系掘土掩埋。”下关沿江一带,不断有浮尸自上游漂浮而来,分会工作人员不辞劳苦,随时打捞加以掩埋。80余名分会人员微薄的力量不足应对繁重的瘗尸工作,于是发动难民一起加入,但“仅供食宿,不付工金”(2)。这一举措也为家破人亡无处容身的难民提供了生存途径,是一种积极有效的临时救济方式。掩埋工作持续到第二年5月底,在长达6个月的时间里,南京分会共掩埋尸体22371具(3)。

  (3)施药施医。沦陷后的南京城千疮百孔,难民日渐增多。下关一带无力医治的患病难民尤多,于是南京分会在下关设红十字诊所,为无数就医难民义诊。尽管条件简陋,“药物原料非常缺乏”,但为了更有效的医治患病的难民,红十字诊所设立内、外两科,“内科系用中医中药、外科则用西医西药,每日就诊者,内科以肠胃病居多数,外科则十有八九为皮肤病。此全系难民环境不良、不知注重卫生所致”(4)。南京分会通过这一方式,将一些垂危的难民从死神手中夺回,不仅减轻了难民生理上的痛苦,也抚慰了他们受伤的心灵。

  此外,南京失陷后学校停课,大量难童求学无门,终日无所事事,下关尤甚,南京分会“为补救起见,举办下关义务小学一所”(5)。最初只有一间教室,最多只能容纳50名,但当时实际要求入学难童逾百人,分会工作人员不辞劳苦,四处寻觅新校舍,“以备扩充学额至150名”。(6)为解决难民渡江往返受滞的困难,南京分会还“办理义渡,唯有此秩序未全恢复时期,江面尚不能自由通航,便利难民义渡”(7)。

  大屠杀期间南京分会的义举,不仅挽救了无数难民的生命,在肉体和心灵上给他们以安慰;也以照片、文件等形式见证并记录了日军的暴行,对确定南京大屠杀的性质,追究战争罪犯的责任,起到了一定作用。

  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南京红十字会的战地救护工作暂时告一段落,工作重点也由“战地救护”转向“服务社会,博爱人群”。

  四、社会服务

  南京分会自成立伊始便乐善好施,济贫扶弱,这一传统至抗战胜利后“服务社会,博爱人群”的运动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这里从灾荒救助、医疗服务、儿童福利等方面略作考察。

  (一)社会救助

  民国初年,军阀割据混战,民不聊生,灾荒连年。南京分会多次组织人道救援,帮助灾区度过灾难,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1917年大水灾,全国12个省份被灾,京津地区受灾最为严重,被灾人口多达5374328人(1)。大灾发生后,南京分会即响应总会号召“自捐一千元,又捐本布新棉衣裤二千余件,及经募一千一百八十元,新旧棉衣裤一百十四件,小洋二百九十三角,铜钞二千六百四十文,布鞋六双,除运费及其他用项不计外,均自筹垫。”(2)

  1920年北方发生严重旱灾,根据北洋政府内务部赈务处统计:“此次北方各县受灾县共340个,其中京兆区17县,直隶省86县,河南省77先,山东省21县,山西省64县,陕西省75县。”(3)南京分会为援助灾区同胞在“九月二十七,快邮代电,为直鲁豫陕晋五省旱灾,捐一千元。”(4)南京分会的乐善好施还体现在对友邦的无私援助上。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7.9级大地震,引发火灾、海啸,“10.5万人丧生、失踪(也有学者估计为14.28万或19.5万),20多万人受伤;烧毁房屋29.3万间,50多万人无家可归。”(5)地震发生后,南京分会积极响应总会倡议,会长于恩绂慷慨解囊自行捐洋千元,交由总会转达日本灾民。总会对于会长慷慨疏财援救日本灾民表示钦佩,“执事救灾恤邻,轻财仗义,良深佩服。”(6)

  复员时期,南京分会多次协助政府实施冬令救济,“1946年12月赈济南京市第一区贫民棉衣277件,第六区贫民棉衣260件,孤儿院难童棉衣50件。”(7)1946年底,“行总苏宁分署拨发棉布36匹,棉花800斤,面粉袋2400个”(8),受苏宁分署委托由南京分会代发,分会工作负责,发放物资过程中,派工作人员深入贫民区进行缜密调查核实后方才发放。1947年2月,“南京分会发给贫苦儿童棉衣100件,发给清道夫子弟棉衣100件,发中山陵附近贫民儿童棉衣54件。代善后救济总署散发贫苦人民衣物布料71套,棉花143.5斤,面粉袋422个。”(9)

  1946年,江苏水灾,南京分会收到美国红十字会捐赠衣服41箱(4645件)及罗布先生遗产美金2775元,折国币532.7万元,分发徐州、砀山、江都等分会救济院及灾民。

  (二)医疗服务

  南京分会自成立以来,在战地医疗、时疫防治、平民诊疗方面皆有建树。早期南京分会善堂性质浓厚,医疗服务的形式也多局限于施诊施药这种古老的施救方式。南京分会常备急救药物及解暑丹丸,免费赠予贫民。1926年夏,时疫盛行,南京分会向患者施药,对缓解时疫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施诊施药已经明显具有近代医疗的特征,“在下关设诊送药所一处,分内科及外科两项。内科系用中医中药,外科则用西医西药。”(10)复员时期在总会的领导下,南京分会的医疗服务完成了近代化的转变。

  众所周知,八年浩劫留给南京城的贫穷、疾病,满目皆是,“一百万居民,而仅有三个医院。”(11)医疗条件的匮乏可见一斑。南京分会依据总会《复员期间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医院诊疗所调整管理办法》及自订《南京市分会诊疗所社会服务部服务工作实施办法》,广泛开展医疗服务工作。为此,南京分会先后成立诊疗所5处,即太平路诊疗所、玄武湖服务站诊疗部、新街口义诊所、陵园诊疗所、四所村诊疗所。截止1947年,5处诊疗所诊疗人数统计为:“内科31099人,外科66617人,妇科8835人,儿科8984人,X光检查6584人,X光拍片722人,检查4298人,接生婴儿699人,种痘4476人,病人85%是平民和公教人员,此外如流浪街头之难民均免费施诊,完全免费有853人。”(1)

  此外南京分会的诊疗所还承担预防接种、家庭访视、为紧急伤害、重病、产妇及集会活动提供救护车服务。1947年3月至10月南京分会还连续举办3次母亲会,指导母婴健康,为母亲们播放儿童教育影片,讲解育儿知识,发放儿童衣物等。

  (三)儿童福利工作

  儿童是国家与民族的希望和未来,“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必须要培植下一代健全的国民,因为今日的儿童,是明日的主人,所以要健全今日儿童的体格,来培植明日强盛国家的基础,这是一个远大而积极的建国工作”(2)。故而复员时期,儿童福利工作成为“服务社会,博爱人群”的重要内容之一,受到总会和地方分会的重视。1946年元旦,总会成立第三处,专司社会服务工作,其中儿童福利工作则为七项中心工作之一。在总会第三处的指导之下,各分会的儿童福利工作有效开展,其中南京分会的儿童福利工作更是成果丰硕。

  其一,儿童营养站的福利活动。1946年7月起,红十字会与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各地分署合作,办理儿童营养站,为12岁以下的贫苦儿童、贫苦孕妇及乳母提供服务。南京分会与行总苏宁分署率先合作,于南京中华路345号基督教堂开办第五营养站。“营养站设顾问5人,由总会副秘书长汤蠡舟,第三处处长陈蕙君,南京分会会长沈慧莲,中华路基督教会堂惠牧师及卫生署保健处处长施正信担任。沈慧莲兼营养站主任,有专任干事一人主持站务,义务干事数人协助之。”(3)自11日起,南京分会为营养站的开办收集数据。酷暑烈日下,红会工作人员不辞辛劳的身影遍及南京城的“每一幢贫民簇居的街巷,每一幢破坏的房子”,访问“那些拖着鼻涕、光着脚流浪在街头的孩子们,贫穷的乳母和孕妇们。”(4)经过半个月的辛劳筹备,南京分会第五营养站终于在25日正式开幕。为了让来营养站的每一个人能够更好的享用牛奶,南京分会的各项措施力争完美,这种尽善尽美体现在发放牛奶的每个细节。清洁的器皿是保障所发放牛奶健康卫生的前提,工作人员“先将开罐头用的钳子用酒精擦干净,又将酒精在每一个罐子上擦净”(5),盛奶所用的碗使用之前都经高温消毒,所发牛奶均是即开即发等等。

  在各项措施的保障下,第五营养站的工作有序进行着。单纯依靠发放牛奶来传播“强健”福音是不够的,第五营养站对来站民众不仅做到授之以鱼,也注重授之以渔。在每天发放牛奶的同时还进行“卫生常识、保健方法和精神讲话”的教育(6),提供每周两次的体格检查,由工作人员每周轮流承担这些工作,以通过这种方式让人们“身体获得正常的发育,而且要使他们的精神获得健康”。

  通过不懈的努力,第五营养站的工作步入正轨,与营养站开办初期人们对营养站的怀疑态度相比,人们对其认可度明显提升,营养站“深受人民爱戴及外人好感”。(1)

  为进一步扩大营养补助的范围,1947年3月1日,“南京分会与行总苏宁分署合作与宣武门国民小学内开办儿童营养站一所,为缺乏营养的小学生提供营养服务”(2),即第27儿童营养站。开站一月,“共有饮淡奶儿童3894人,消耗淡奶2361听,饮奶粉儿童8441人,消耗奶粉425磅”(3),颇具成效。

  其二,玄武湖服务站的儿童福利服务。复员期间,随着工作重心向社会服务的转移,总会筹划在南京建立一个服务站作为开展社会服务的基地,并在经费、设备及技术等方面予以协助。经过多番考察,“特在玄武湖地区创办服务站,为湖区民众及游客服务。”(4)南京分会的玄武湖服务站是当时社会服务工作的典范,在儿童福利方面的贡献亦可圈可点。

  1946年8月15日,玄武湖服务站正式开幕,沈慧莲会长担任服务站主任,协助分会工作的吴耀麟为副主任。服务站正式开幕后,各项工作的开展如火如荼。“每当风和日丽,各界人士前往划艇及运动者甚众。”(5)此外,每逢周末,服务站则一并举办露营活动,来站各校学生、社团均可免费享用营幕、炊具等营具。这也是服务站为青少年、儿童举办的常规性康乐活动。所谓寓教于乐不仅“集合各界青年参加野外生活,藉以锻炼身体,联络感情”,同时也让他们“认识红十字会工作,为人群服务”(6)。该项工作开展卓有成效,“计自八月十五日设立至十二月底来站露营者达五百人”(7)。随着玄武湖服务站影响的不断扩大,也为来宁的外地儿童团体提供服务,1947年8月24日“招待上海童子军第177团到站露营”(8)。

  服务站不仅开展以露营为主题的康乐活动,也尝试对青少年儿童进行教育训练活动,1947年服务站举办儿童暑假补习班一班,“八月一日举行开学典礼,共有学生四十三人,(男二十一人,女人二十二人),八月二日正式上课,二十八日考试,三十一举行结业典礼,成绩优良者并分别发给奖品一份”(9)。

  其三,开展儿童助学活动。儿童的健康成长,不仅在于身体的正常发育,更重要的是精神获得健康成长。南京分会在开办营养站时,对这种“健康”理念已有实践。而接受学校教育则是儿童获得精神健康的主要途径。抗战时期大量适龄儿童因战乱和贫困而失学,为帮助失学儿童,同时也是进一步实践全面“健康”之理念,1948年1月,南京分会接受总会马玉汝处长、孙以琴课长捐款1500万元,以此办理贫苦儿童奖学金及儿童门诊部。

  依据当时的资金及物质条件,南京分会制定《贫苦儿童奖学金暂行简则》,规定:(1)本会为救济学行优良之贫苦儿童努力学起见特设贫苦儿童奖学金;(2)受奖学金之学校暂以南京市区内之小学校为限;(3)受奖学金之学生应具备下列条件:青年会员、家庭贫寒及品学优良;(4)凡合以上条件之学生得由校方填写申请书,附上学期成绩单及家庭调查表迳送本会;(5)经本会调查后决定该学生确与本会奖学金之各条件符合;(6)奖学金之名额,视该校青年会员人数之多寡为定,其有青年会员占全校学生人数三分之一者,得设一奖学金额,三分之二者设二额,最多者设三额;(7)受本会奖学金之学生必要时得受本会各训练,并担任本会之服务。依据《暂行简则》,南京市区7所学校的9名学生获得奖学金(1)。

  南京分会以绵薄之力展示着博爱襟怀,贫苦儿童奖学金让一部分孩子得到了关怀,而开设儿童门诊部、施增童衣、发放糖果、圣诞礼物等等,则让更多的孩子感受到温暖和爱。

  此外,为“增进学识加强工作效能”,由南京分会主持,金陵大学等八个社团参与的南京儿童福利工作人员座谈会定于“每星期六下午二时开会,讨论有关儿童福利工作之理论技术等问题。”(2)从1946年12月开办至1948年从未间断,不仅使儿童福利工作者获益良多,也有利的推动了儿童福利工作的开展。

  儿童福利工作是社会服务庞杂系统的一个分支,要做好这项工作需要整个社会的认可与协助。南京分会的成绩为儿童福利和其他社会服务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经验和范本。然而儿童福利工作仍然处于“初期阶段,许多现代儿童应享的权利,中国儿童还没有梦想到,相反的,许多残疾、疾病、贫穷、失学、犯罪的儿童正伸着待援的手,等待着社会福利工作者的援救。”(3)红十字会的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

  (课题负责人:陈礼海、池子华;成员:刘霞、张杰、何慧君、郝如一、陆赛楠、郭进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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